王忠敏，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前院长，标准化领域资深专家。王忠敏从事标准化工作三十余年，见证了中国标准化厚积薄发的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王忠敏写下了他的经历和感悟，这是对标准化事业的回顾和展望，更是对伟大祖国的讴歌和献礼。

今年的十月一日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回顾七十年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一路走来，筚路蓝缕，硬是把一个任人宰割、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建设成了今天这样的伟大国家，并且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我们没有理由不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抱以美好的期待。同样，联系我所了解的当代中国标准化发展的历史，抚今追昔，也深深感到中国的标准化事业正是祖国发展变化日益强大的缩影，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工作、深化标准化改革，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新中国前三十年标准化事业的曲折发展

标准和标准化从来都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组成的部分。1949年10月21日，就在新中国刚刚建国二十天的时候，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在主持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就决定在中央技术局内设立标准规格处。

可见，新中国的标准化工作是和伟大祖国同时诞生的。

标准化工作为什么能够在开国之初就被提上日程？

第一个原因是向苏联学习。

新中国从连年战火中走来，开国元勋们还不可能掌握如何发展经济，向苏联学习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苏联政府的管理体制内有这样的机构，中国由此效仿之。第二个原因是刚刚垮台的旧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也曾经设立过标准管理机构，并且在194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的时候，中国也成了发起国之一。尽管当时蒋介石政府只忙于打内战，经济上一团糟，毫无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而言，标准化机构只能是个摆设，但是有这个设置也不妨拿来做个借鉴。

机构是成立了，但是对于经过28年战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化？怎样做标准，怎样实行标准化？也还是一张白纸，一道难题，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困难拦不住开拓者的脚步，标准规格处成立时设有6个编制，可是没有人懂标准化业务，只好找到一位在南京政府实业部标准局工作过的范迪允先生，让他来当老师，培养新中国的标准化业务骨干。

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和标准化是从欧洲工业革命后开始兴起的。

新中国建立之前，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尽管南京政府在实业部里设立了标准局，可是那个时候蒋介石一心打内战，根本不可能搞工业，标准局只制定了171项标准，实质成了摆设。新中国的标准化从何入手？当然不能继承旧中国的衣钵。既然要学习苏联开展工业建设，也只能使用苏联标准。于是，上级安排范迪允先生编写《苏联制定标准的方法》一书，油印成册，成了新中国第一份标准化教材。据统计，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翻译和使用了苏联标准4587项，以此支撑了建国之初的工业化建设。直到1956年中国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份标准，是一张关于桥式起重机的跨距规格图表，非常简单，连个计算公式也没有，主要内容也都是参考苏联的。

经过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践，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标准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者发现，单纯学苏联跟风跑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做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其一，标准是质量的基础，只有做好标准化工作才能满足保证产品质量的需要。

在那个年代，由于我国的装备水平和管理工作非常落后，企业员工的技能水平有限，生产过程中要达到苏联标准的要求难度很大，操作中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废品。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我国在引入苏联标准的基础上采取了分等分级的做法，搞成一等品、二等品和等外品。这样一来，看似提升了产品合格率，节省了原材料，一时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但实际上是迁就了落后，也为日后只顾数量、不顾质量和假冒伪劣的出现埋下了祸根。年纪稍大点的同志一定有过购买“出口转内销”产品的经历。什么叫“出口转内销”？无非是因质量原因被外商拒收或退回的商品，这样的商品中国的消费者才有资格购买。这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一段很无奈的记忆，在那个商品极度短缺的年代，事情就是这样习以为常地发生着。

其二，我国地理、气候和资源禀赋与苏联有许多不同，中国的工业产品都按照苏联标准生产并不符合我国国情。

例如，苏联的纬度比中国高，气温比中国低，按苏联标准生产汽油、柴油、润滑油等成品，油冷凝点就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但浪费资源，也要增大生产成本。

其三，苏联推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标准并不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而是要控制各个成员国的发展，这更不能简单迁就。

要解决这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努力研究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自身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的标准体系。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国家决定在科委内部筹建标准局，从全国范围调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领导，同时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培养干部，开辟新的工作局面，希望使中国的标准化工作早日进入正轨。可是这样的工作布局刚刚展开，国家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讨债的困难，只好精简机构，下放人员，使很好的工作计划搁置下来。困难时期渡过后，国务院及时发布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法》，政府标准化管理部门开始进一步充实，除了下放的同志回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优秀的新生力量，金光、李春田等老同志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标准化队伍的，虽然后来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标准化工作再次受挫，但新生力量的出现和日益成熟也为标准化事业后来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二、改革开放迎来标准化的春天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党中央下发了《工业三十条》，明确要求在工业交通行业要努力搞好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使标准化管理重新归位。这之后成立了国家标准总局和国家计量总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也在此时起草发布。这个条例在加强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产品质量监督和产品检验的内容，使标准和标准化工作有的放矢，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在此基础上，有关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连续组织开展了消灭无标生产和打击假冒伪劣活动，同时推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实行产品质量认证，使标准化工作日趋活跃、深入人心。在此过程中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标准的制定过程，使中国的标准化事业展现了生机和活力。

1988年，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启动了第二次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家技术监督局，主管标准、质量和计量，随之启动了标准化立法工作。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使中国标准化事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根据这部法律规定，中国的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类。《标准化法》还把标准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两种，改变了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标准一经制定就是技术法规，必须强制执行”的规定，体现了市场对于标准的宽容性。法律还规定了认证认可的地位，使其成为标准实施的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单纯政府监管惩罚的单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

三、加入WTO迎来中国标准化事业的新发展

与制定和发布《标准化法》的时间段差不多，中国从1986年开始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后来叫做加入WTO或入世谈判，一直谈了十五年，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WTO。为了适应入世挑战，国家在2001年4月和9月相继成立了质检总局、认监委和标准委。国家标准委成立后，立刻争取科技部的支持，组织实施了“国家标准化战略研究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重大专项”，国家为这个专项投入了大量资金，是建国以来在软科学研究方面的第一次。经过整整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使标准和标准化的理论和实践影响空前扩大，人才和队伍迅速增长，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加入WTO之后标准之需。从那个时候起，国家对“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标准化事业持续支持并且成为常态，这在全世界各国都是没有先例的。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也纷纷推出自己的“标准化发展战略”、“标准化振兴纲要”，建起了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标准化示范基地，标准化事业的范围也由过去单纯的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服务业、新兴产业和社会事业，使我国的标准化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为了说明问题，我收集了一些数据加以佐证：

（1）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只有一个标准规格处，编制为6人。现在，截止到今年8月，全国有各级标准化管理机构2814个，其中除国家标准委之外、省级管理机构还有32个、市地级440个、县级2341个，共有各级管理人员5210人。此外，全国还有各类标准化研究机构423个，各类研究人员5334人。

（2）建国之初，没有标准化专业技术组织。截至今年7月末，仅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委会和工作组就设立了1303个。

（3）建国很长时间内中国都没有国家标准，旧中国也只有171项。

截止2018年12月底，中国已经制定和发布了各类国家标准36949项，行业标准65000项，地方标准36700项。还有220875家企业上报各类标准1099752项。

从这些真实数据中，可以看出建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标准化事业发展速度和质量，从中印证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入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强大。同样，这样的结论也完全适合中国标准化事业的发展。

四、进入新时代，标准化事业必将跨入新征程

历史进入到2018年，中国的标准化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从这一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

新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使标准化事业更加贴近市场，从而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标志就是新法决定在国家标准体系中增设团体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新中国的标准化管理几十年来，一直以政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虽有进步，但基本格局并未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标准和标准化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标准化工作以企业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也是中国标准走出去进一步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从新的《标准化法》实行以来一年多的实际效果看，这一目标正在有序推进。

截至今年7月末的最新数据，已经有2481家社团组织共发布了团体标准9271项，发展势头和速度完全超乎想象。可以预见，在团体标准充分发挥作用后，由政府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数量将大大减少。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适应这一战略和国际化通用要求的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成果将越来越多。从实际工作看，尽管我们还面临着语言、管理、国际规则和科技发展水平方面的制约和挑战，但是华为、5G、高铁、北斗导航、清洁能源和大批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已经开创了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标准和中国名片的先河。

无论还有什么力量企图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终将不可阻挡。在这个潮流中，作为标准化工作者，我们期待更多看到中国标准化的力量，这是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