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中国标准为何要“走出去”


源自《中国贸易报》。

当关税壁垒不再是影响世界贸易的主要障碍时,标准化制度作为一项纠正市场失灵和改善福利的边界内措施,逐渐变成了世界经济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标准必将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如果我们主动谋划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它将成为我国企业参与竞争的优势;如果我们被动防守,它仍旧会走向国际,但容易招致“诟病”。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例,这种来自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压力并非不可预期。例如,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上,相关方面就确立了对所有国家碳排放进行限制的框架。不难看出,来自欧美倡议的碳关税,也是先行国家一项有计划、有谋略的国际规则部署,目的是以新设计的规则来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高耗能制造业国家。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历程,是一个不断吸收国际规则的过程,最典型的当属我国对入世承诺的全面履行。2011年,WTO时任总干事拉米前来参加我国入世十周年活动,他公开表示中国入世后的表现是A+。尽管如此,在近十年,我国仍然遭受到许多国际合规的质疑。以我国被WTO通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数量为例,2011年的通报数是90件,至2020年竟然增加至137件。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多方面都决定了必须要去谋划中国标准走出去这件事,虽然这并非易事。

其一,标准的形成、制定与使用可以视为一种秩序和规则的建立。标准的建立意味着,先行取得占优地位的主体,能够依托创建的行为规则,将它们的运行模式或特质得到持续的释放。被市场接受和得到运转的标准,它不会被轻易打破,也不会被占优者“让出来”。也就是说,占优企业将自己专有的标准变成了市场标准,不仅降低了它进入市场的成本,而且还建立了一种能够保证在持续的竞争中胜出的行为规则。对于占优企业而言,这种持久性有助于技艺和知识的存续,它们有能力通过仿效、人员流动、收购等途径进行复制。

其二,从经济与技术演进轨迹来看,尤其是来自高清数字电视、PC操作系统、数字相机、5G等领域的过往案例显示,既有规则被打破、新标准的产生,均伴随着技术更新周期变得愈来愈短、多样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等现象,以至于技术轨迹出现跳跃、离散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离散的技术轨迹是生成新一轮技术主导的机会窗口,这个阶段既不需要过多地依赖资本,也没有对知识积累的太高要求,所以,会同时涌现出多种运用场景相似、但技术实现手段各异的方案。往往在这个阶段,曾经的占优主体的调整,与其他的迁入者相比,可能会较慢,甚至在调整中自己打破原有格局。

由此,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部署上,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

对于那些长期或整体性上已经确立主导地位的标准,短期内难以动摇,能做的是主动联通此类标准,改进的方向也是对原有主流标准的修修补补。在企业竞争方面,不宜用低价、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式,更不适合用另起炉灶的方式,这容易造成更多的纷争。笔者建议在主流的国际标准框架下,以性能优势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在国家平台上应主动作为,有意识地加强对已有国际标准进行修补,发出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元素的成分。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应以性能优势增加新用户的数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新旧技术的兼容性,盘活更多用户可进入的空间。

对于集聚且涌现在我国的新兴领域、新机会,如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清洁能源等方面,我们可在国家平台层面,以国民待遇、制度型开放等方式吸引全球优质外商、英才,并使他们扎根中国市场,助推其技术方案在中国的研发与应用。一旦产品或服务被市场验证为可行,头部企业必须要尽早布局标准,一边确立起这些领域在国内的优势地位,一边从市场和国家政策支持上谋求该标准的国际化地位。同时,相关部门应给予支持或减少替代品的竞争,为该技术方案得到大规模的市场采用提供保障。

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企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重要性,可用英国著名学者斯坦利·梅特卜夫的一句话来概括:“竞争的要旨在于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好的世界模式,而不是与竞争对手在同一世界模式中竞争。”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之江青年学者)